本篇文章5505字,读完约14分钟
◇“社会对公共卫生不像临床医疗一样有敬畏之心,公共卫生简单,人人理解,人人都认为可以改变。 ”。
◇“发现传染病后,发现传染病的人应该受到表扬,但如果现实很可能受到批评,那不就等于鼓励隐蔽吗?”
◇“即使你提出的公共卫生对策的提案非常有效也不行,没有论文就不能升格评定是现实。”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2003年sars期间,曾光最初建议关闭当时疫情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另外他建议先设立小汤山医院。 由于公共卫生对策研究中的深入学养,同年4月28日曾光被邀请到中南海说明sars的防治。
1946年出生的曾光因这次新冠引起的肺炎疫情再次出山。 他作为国家卫生委员会高级专家小组的成员,于1月20日公开表示“现在不去武汉就不去,武汉人不出去就不出去”,在疫情预防控制方面留下了洞察力。
尽管建议献策屡次被通过,但一生从事公共卫生的曾光沮丧地说:“社会对公共卫生特别了解。”
甚至焦急地说:“公共卫生到现在为止反复改革了好几次,但效果不好。”
5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完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提出改革疾病防控体系。
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以下称为疾病管理系统)主要由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和县级四级疾病管理机构组成,承担着公共卫生的部分核心专业功能。
疾病管理系统应该怎么改变? 疾病管理系统的改革还会影响更全面更深的公共卫生改革吗? 《展望》的情报周刊对此进行过采访。
对贡献的认识虽然“不充分”,但“非常高”
“展望”:在这次新冠引起的肺炎疫情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临床医生的声音,但作为“主角”的疾病管理者,似乎不太发声。
曾光:来自疾病管理者的声音太少了。
《展望》:如何评价疾病管理者在疫情中的表现?
曾光:我觉得相当出色。 我立下了很多功劳。 遗憾的是媒体报道不足,对社会疾病管理的贡献认知不足。
比如,谁去实地调查了? 是人。 谁揭示了疾病的自然史? 也是疾病管理者。 谁发现这种病在潜伏期内有传染性? 还是疾驶员。 另外,这种病的潜伏期是14天吗? 依然是疾驰者。 你应该知道14天这个标准已经是世界性的标准了。 另外,疾病管理者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相关情况,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引起国际重视。 这些都是疾病管理者做的工作。
展望:你认为媒体对疾病管理者的贡献报道不充分的理由是什么
曾光:这和我们疾病管理系统的纪律有关。 纪律不允许我们向媒体表达,不满,受到委屈,也不能通过媒体向社会解释。
更重要的理由是没有重视公共卫生。 这也是这次疫情的深刻教训。
长期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说很弱,应该说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社会对人的期待很高,要求一到现场就理解原理,马上控制疫情。
实际上,无论社会对疾病管理者的贡献认知不够充分,还是对疾病管理者的期待值非常高,都反映出社会对公共卫生实际上并不特别理解。
因此,我以疾病管理团队在待遇不高、社会理解不足的情况下,有国家需要、人民需要就挺身而出,忠于职务为荣。 他们也和临床医生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
“展望”:作为资深的疾病管理者,你对自己是这个团队的一员感到非常骄傲。
曾光:当然。 我以为公共卫生不仅是我们疾病管理者的职业,也是我们的事业。 职业和事业有区别。 如果你只是把工作当成工作、职业的话,我相信你不能身心投入。 只要把它当成事业,就会忘记自己平时的待遇有多低,投入身心。
但是,我说的这些,大家对疾病管理这项事业、疾病管理者的工作了解不多,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我觉得他们应该越来越受到尊重。
当然,我国这次抗击疫情的胜利还是胜过我们体制的特点,胜过正确的防控对策。
从2003年sars计算,我们在17年内应对了3次大传染病流行。 当然,我有一点经验。 但是,sars的经验教训需要更好地总结。
“把公共卫生改革作为医疗改革的一部分本身不知道公共卫生的表现”
“展望”:如何更好地总结sars等传染病防治的经验教训?
曾光:比如sars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初期为什么混乱,采取那些战略结束了这个混乱等等,我们应该更好地总结,把这些经验教训作为课程传达给各级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没有学习过相关知识,当然不会拉公共卫生这条弦。 结果湖北省在疫情初期重复了当时sars走过的弯路。 而且sars年,湖北只有6名患者,所以很容易控制,当地干部很难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到充分的经验。
而且,很多领导干部不理解公共卫生的复印件,不理解公共卫生改革。 如果把公共卫生改革作为医疗改革的一部分,其本身就不知道公共卫生的表现。
“展望”:去年6月,在“中国医疗改革10年:国际研讨会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为什么对公共卫生提出了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的“五公”思考?
曾光:我在那个会议上的发言是多年的公共卫生思考的总结,但很多人不理解。 那其实是提高公众卫生重视度的机会。 之后,与会的领导干部告诉我,他们对没有及时重视公共卫生改革感到遗憾。
“展望”:公共卫生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有联系和区别,改革战略应该不同吗?
曾光:公共卫生改革和医疗改革的改革战略不同。 什么是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是关系一国或一地区人民群众健康的公共事业。 由新冠引起的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公共卫生的典型例子。 公共卫生改革涉及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群体,政府是公共卫生的第一负责人。
医疗改革离不开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改革也不能减少医学,但两者的改革复印件大不相同。 医疗改革的改革战略不足以决定和支持公共卫生改革。 公共卫生改革应该单独策划。 道理很简单,即使医疗改革变得更好,也根本不能防止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所以,公共卫生到目前为止反复改革了很多次,但我认为效果不好。
"公共卫生首先需要姓公. "
《展望》:你认为关于公共卫生的改革措施有争论的馀地吗?
曾光:公共卫生,先叫公。 但是,迄今为止的改革已将许多地区的卫生疫站推向市场,不再公开。 一边预防疾病一边考虑赚钱的组织很难改善公共卫生。 这样的改革,极大地影响了公共卫生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使球队的人心荒废。 公共卫生改革必须改革。
“展望”:近年来有关部门取消了一些疾病管理的收款项目,这证明了国家不想做公共卫生的人在考虑赚钱吗?
曾光: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取消公共卫生相关的存款项目后,没有进行相应的补偿。
这与医院进行药品零差率改革大不相同。 医院药品零差率后,处理医院收入下降的问题,设置医生服务费,稍微调整了检查、护理费用等,结果有上升,最终医院收入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
公共卫生取消相关收款项目后导致实际收入下降。 根本上,我不认为这种调整会使疾病控制小组不稳定。
一点地方改革消除了疾病管理中心,让医院管理机构。 这样的改革搞不好公共卫生。 疾病管理机构本来对医院有一定的检查监督作用,所以把疾病管理机构作为医院的领导,没有了检查监督作用。
这些问题本质上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也不能遵守公共卫生法则。
我认为要想制定和国际象棋一样的政策,必须多看两步。 政策出台后,必须考虑是否有副作用。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操作公共卫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卫生,对改革的结果也不负责。
社会卫生不像临床医疗那样有敬畏之心,公共卫生简单,人人皆知,人人都可以改变,在改革中考虑公共卫生人的意见也很少。
"等于鼓励面具. "
“展望”:是因为政策制定者的知识结构、认识水平等理由,制定政策时有可能埋下公共卫生很多问题的伏线吗?
曾光:是的。 传染病防治疗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体发现传染病患者或疑似传染病患者时必须报告。 但是,这项法律在执行时无法管理政府部门。
2004年就传染病防治疗法的修改征求意见时,我建议该法需要政府部门遵守法律的方法。 由新冠引起的肺炎疫情还表明,传染病防治疗法如果不能让地方政府遵守法律,如果不依法、违法无处罚的情况不被打破,很多问题就有可能重演。
《展望》:你的意见当时收到了什么反馈?
曾光:疾病控制中心让当时的卫生部说了我的意见,后来去了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会议,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但我的意见不能接受。
我还强调法律对政府部门的约束力。 政府机关如果不遵守法律就不会被处罚,也有可能带来利益的情况下,公共卫生不太好。
例如,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争夺国家卫生城市,指标之一是无甲、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无脊髓灰质炎病例发生、无医院内交差感染传染病暴发疫情和死亡事故。 在这样的指标体系下,如果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重要关头出现相关传染病,即使疾病管理机构要报告,上级政府也不让步,最终不报告吗? 疾病管理机构武断报告的情况下,疾病管理机构的领导反而被认为“没有大局意识”,会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吗?
通常,传染病暴露后,发现传染病的人应该受到表扬,但如果现实很可能受到批评,那不就等于鼓励掩盖吗?
在以毛皮、皮革加工为基础产业的某城市,工厂收购的毛皮、皮革本身带有布鲁杆菌,因此工人也发现了布鲁杆菌病。 当地政府担心暴露了这种情况,包等加工品会卖不出去,不让我们报告,这显然威胁到大众的安全和健康。 加强公共卫生其实必须从这些方面加强。
"对疾病管理者来说,论文不是最重要的. "
“展望”:你认为公共卫生的中心价值是什么?
曾光:公共卫生的核心贡献是向政府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
在sars期间,我们首先建议关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先建议设立小汤山医院……这些政府采用的对策建议应该比论文更有分量。
但是现实中,这些贡献不像影响因素可以量化,不能用论文来表现,也不能转化为科学技术的成果。
“展望”:那么,该如何评价疾病管理机构的功能呢?
曾光:还是得看着它做那些事。 例如,疾病的自然史调查不清楚。 疾病的规律不明确。 我提出了那些对策被政府采用。
《展望》:所以疾病管理机构的核心功能是疾病管理吗?
曾光:是的。
“展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疾病管理者以晋升等理由,为了写论文必须耗费精力,疾病管理者集中在疾病管理这个看家能力上吗?
曾光:对疾病管理者来说,论文应该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处理公共卫生中的现实问题。
但现在是论文,衡量我们的贡献。 例如,目前推进集体免疫的论文多如牛毛,多发表在重要的杂志上,影响因素高,引用量也好,但这些论文有多少科学含量呢?
在现实中,你提出的公共卫生对策的提案非常有效也不行,没有论文就不能晋升、审查。
“展望”:这是说需要更科学的指标来评价疾病管理者的业绩吗?
曾光:所以公共卫生改革是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公共卫生教育在内需要改革。 现在国内公共卫生学院讲授的课程其实不是公共卫生,而是预防医学,两者大不相同。 预防医学偏向自然科学,公共卫生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 可以说公共卫生大学的教育是打着公共卫生学院的品牌,出售预防医学的复印件。 结果国家花了很多钱建立的公共卫生学院,其毕业生缺乏公共卫生实践经验,不能很好地培养公共卫生人才。
另外,现在的疾病管理系统的人员大量流失,没有补充一流的毕业生,队伍不稳定。 现在国内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95%以上不选择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 因为收入待遇太低了。 如果找不到好的人才,从哪里说起提高疾病管理能力呢?
公共卫生对人的素质要求特别高,不仅需要医学知识,还需要社会学知识、法学知识、伦理学知识,需要信息表达能力、侦探能力,更需要负责、勇气。 报酬待遇不好,就不能维持高质量的人才。
"还是落后了,还得追. "
“展望”:你谈过的公共卫生的很多问题,都是很久以前的问题。
曾光:我们现在承认公共卫生安全很重要,但在这样重要的行业中,管理手段不能与之相适应。 我们是对公共卫生执行还是横向管理,也就是说是地方政府计算的。
“展望”:你觉得未来疾病管理改革的方向如何?
曾光:建议至少将垂直管理和横向管理结合起来,在监督系统中是垂直管理。
公共卫生不仅仅是管理手段上的烦恼。 我国公共卫生的尖锐矛盾之一是问题最大的贫困地区公共卫生经费最少。 公共卫生的经费来源第一是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不发达,公共卫生的日子不好过。 这引起了人才流失的“孔雀东南飞”现象,迄今为止贫困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一定受到了冲击。
《展望》:我国公共卫生的这些状况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吗?
曾光:差距非常显着。 现在我国的公共卫生改革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走向世界。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只有26000名员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只有2100人。 我们的经费可能不足美国的1%。 以流感疫苗接种为例,我国流感疫苗接种率几乎为2%,有些国家达到80%。 我认为这些数据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展望”:你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公共卫生的差距表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曾光: 1985年在美国cdc做访问学者,有一个近距离注意美国公共卫生的窗口。 那时美国cdc已经实现了计算机网络疫情报告,中国还用算盘的方法统计疫情数字,用邮寄的方式报告卡、报告,经常疫情提前一个月,统计数据回来。
现在的情况是,一部分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全面看,还在落后,还在追赶。
公共卫生系统有句老话叫“财神跟着瘟神走”。 sars来了,领导可能重视一段时间了,sars离开了,一点地方领导也渐渐不重视了。 毕竟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不够,不够。
经过新冠引起的肺炎疫情,公共卫生改革已经提高了议事日程,未来社会对公共卫生、疾病管理体系也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毕竟,不重视公共卫生的话,那真的会很晚。 (记者张冉燃)
标题:“瞭望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公共卫生首先要姓公
地址:http://www.chengxinlibo.com/csxw/25738.html